事件曝光後，主流輿論幾乎是一面倒的猛烈抨擊。正如《香港01》等媒體的分析，大眾普遍從「兒童最佳利益」出發，認為父母將個人的私隱擔憂凌駕於嬰兒的生存與福利權利之上，是極度不負責任的行為。

然而，如果我們亦可以循其他渠道瞭解，有些網上頻道的深度拆解，會發現這對父母並非如外界想像般瘋狂，他們其實有着一套嚴密的內在邏輯。曾先生在受訪時多次強調，他並非「永遠拒絕」驗DNA，而是「現階段不願意」。他們的顧慮在於：DNA是極度敏感的個人生物數據，在交出之前，政府會如何保存？會否轉交其他部門？有何防外洩機制？在一個數據私隱日益重要的時代，要求釐清這些程序，本身並非毫無道理。他們的訴求是：在等待政府回覆的「行政真空期」內，政府不應以此作為籌碼，剝奪孩子獲得基本醫療與社會福利的權利。

這宗事件最令人反思的，是香港社會在「法治」與「人治」之間的拉扯。香港一直以法治社會自居，但在現實執行上，輿論的影響力往往大得驚人。

當這對父母在電台高調受訪後，事件迅速發酵，龐大的社會道德壓力排山倒海而來。隨後，警方迅速採取高調的拘捕行動（儘管曾先生事後形容警方態度友善，偏向是協助釐清身分），並迅速介入將嬰兒交由法庭及社福機構接管。這不禁令人質疑：如果沒有傳媒的廣泛報道與群情洶湧，相關部門的處理節奏與態度是否會有所不同？在執法的過程中，我們看到的不僅是法理的推演，更多的是在公眾立場與道德審判下，帶有某種「人治」色彩的快速定調。有心或無意間，大眾的既定立場已經干預了事件的自然進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