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進一步鞏固儒家的官方地位，漢代還通過兩次關鍵會議完成經義統一：西元前 五十一年漢宣帝的石渠閣會議、西元七十九年漢章帝的白虎觀會議，前者消除經義分歧，後者編纂《白虎通義》形成欽定儒學，徹底掌控思想解釋權。同時，儒學開始與法律深度融合，「引經決獄」（如以《春秋》斷案）、「親親得相首匿」等原則納入漢律，實現法律儒家化。

儒家能成為漢代「最佳管治工具」，源於其獨特優勢：相容性強，可吸收法家、陰陽家思想形成「外儒內法」模式；契合漢代宗法社會結構，倫理教化成本遠低於純粹暴力統治；更能通過太學與察舉制整合知識精英，將其納入體制。這種改造的成效顯著──既為漢代提供了穩定的意識形態框架，也奠定了此後兩千年「儒表法裏」的治理模式。

當然，這種改造也有局限：儒學逐漸僵化教條，壓制多元思想，神學化傾向還催生了讖緯迷信。但不可否認，漢代通過神學化、倫理政治化、制度化工夫，成功將儒家從民間思想轉化為國家意識形態，這一轉型不僅讓孔子地位代代尊崇，更深刻塑造了中國傳統政治的文化底色，影響直至清末。

有趣的是這套以儒家為牌面的管治制度，早在西元前後已傳入鄰近的朝鮮半島，他們亦有發展出一套他們統治理念，可說是經歷了本土化的過程，並與韓國的歷史、社會結構相結合，形成了具有韓國特色的儒家文化。簡單來說：漢代把儒家變成了「管理國家的作業系統」，而朝鮮王朝直接將儒家變成了「滲透到每個家庭DNA的社交軟體」。像他們在企業之中的尊卑倫常理念，長幼有序等，仍持續至今仍為生活的一部分，這方面在中國早就消亡殆盡。（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