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香港八月三十一日電】（中新社記者陳婧涵）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香港從一九四一年底至一九四五年八月被日本侵略者佔領，然而大量史實證明，香港的抗戰歷史並不僅僅是這三年又八個月。在全民族抗戰中，香港不僅是文化宣傳的重要陣地，也是國際援助的關鍵通道。國務院參事室原特約研究員、清華大學深圳國際研究生院名譽兼職教授曹二寶近日在接受中新社記者專訪時認為，香港在全民族抗戰中發揮獨特作用。

　這位曾參與香港回歸祖國歷程和回歸後「一國兩制」實踐、因公常駐香港近三十年的港澳研究專家介紹，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後，中共中央迅速意識到香港的特殊戰略價值。八路軍、新四軍先後開赴敵後戰場，華南包括港澳的中共地下黨組織，改由中央長江局管轄。周恩來分管港澳工作，顯示香港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與作用快速提升。

　全民族抗戰的境外文宣大營

　曹二寶指出，一九三八年，中共在香港接連設立三個重要機構。首先是一九三八年一月開張的「粵華公司」──不掛牌的八路軍香港辦事處（「香港八辦」），由廖承志出任主任。

　當時，隨著內地多城淪陷，茅盾、夏衍、鄒韜奮等大批文化名人來港避難，一時群英薈萃。《華商報》油墨飄香，《大眾生活》半年發刊三十期，還大量翻印《論持久戰》等名篇，讓中國抗戰理念廣傳海外，凝聚起港澳同胞與海外華僑的抗日熱情。

　他說，皖南事變發生後，宋慶齡、何香凝等在港發佈公開信，揭露真相，影響力不言而喻。「香港八辦」引領他們「實現了周恩來當初的預想，打開了抗戰文化活動的新天地」。

　敵後戰場爭取國際援助的主渠道

　曹二寶介紹，第二個機構是一九三八年六月成立的「保衛中國同盟」（保盟），宋慶齡任主席，廖承志任執行會長兼秘書長。宋慶齡以其卓越威望和海外人脈為敵後戰場募集國際援助。香港當時是中國抗戰物資的海外「輸血管」，外國進口或援華物資約百分之九十七經香港運到內地。

　一九三八年夏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香港淪陷、保盟轉到重慶以前，從歐美加澳和東南亞徵集的援救物資，通過香港「聯合行」密運延安等敵後戰場。僅給「國際和平醫院」的卡車就有三十餘輛，港澳和海外捐款約五百萬美元（以購買力計算約相當於現在兩億美元），捐贈物資、醫療器械、藥品一百二十餘噸（平均每月送出三噸）……保盟還引介白求恩、柯棣華等國際友人不遠萬里來華參加抗戰。

　這裡提及的「聯和行」，便是一九三八年秋季掛牌的第三個機構、香港華潤集團的前身，由楊廉安負責。曹二寶介紹，「聯和行」由陳雲推動設立，主要承擔將保盟物資密送至延安等重任，延續了土地革命時期香港作為「中央秘密紅色交通線」華南總站的特殊使命。

　震撼世人的「秘密大營救」

　香港的抗戰地位，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愈發突顯。曹二寶指出，日軍入侵香港當日，毛澤東就急電周恩來、廖承志、潘漢年：「立即組織香港文化人、黨的人員、交通情報人員向南洋（東南亞）和東江撤退。」開啟了震撼世人的「秘密大營救」。

　營救對象有何香凝、茅盾、梁漱溟、夏衍等

　他強調，「秘密大營救絕無僅有」，因為營救對象除了金仲華、梁漱溟、郁風、張鐵生、丁聰、端木蕻良、薩空了、范長江、茅盾、夏衍等八百多位文化名人外，還有何香凝、陳策等多位要員，中共長期潛伏的情報人員，以及百餘名港英官員與英軍戰俘。營救周密安排獲茅盾等人讚嘆，茅盾稱之為「抗戰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這一壯舉能達成，得益於中共領導的港九獨立大隊，以及中共中央交通局港澳辦事處提前開闢的秘密交通線。

　曹二寶說，這段歷史充份驗證了習近平主席的論述：在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迎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中，香港同胞從未缺席。

　他認為，香港抗戰故事，是中共智慧、香港同胞奉獻精神的共同體現，彰顯中華民族於危機中頑強不屈的磅礡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