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寵物友善」在華人社會逐漸從前衛的小眾呼聲，演變為城市公共治理與空間分配的新課題。鄰近的香港近期放寬了維持三十多年的餐飲業「禁狗令」，本意是推動社會進步與多元共融，卻出人意料地在坊間引發了一場關於空間佔用、衛生標準與市民操守的輿論風暴。對照之下，至今並未對寵物進店作出繁複立法、主要依賴民間默契與自律安排的澳門，是否反而探索出一條更具彈性與溫度的共融之路？顯見香港或因為食肆生意自疫情後全球經濟下滑而受到打擊，開創更多客源或者可以為他們找到一線生機，有利可圖之下就是否可以由政府順水推舟，開放給狗隻入場便可以解決？

觀察西方發達國家的實踐，會發現「寵物友善」政策並非單一的行政命令。在以法國、意大利為代表的歐洲國家，帶狗進入咖啡廳或餐廳早已是深植於社會日常的文化現象。當地極少有繁文縟節或專門發牌制度，這份自由背後是極高且近乎嚴苛的飼主責任。狗隻從小接受嚴格的社交化訓練，進入室內後會自覺安靜地趴在主人腳邊。若狗隻出現失控行為，飼主會自覺將其帶離，這是一種高度依靠道德與社交默契約束的軟性文化。相反，在北美部分地區，受限於嚴格的食品衛生法規，活體動物通常被嚴禁進入餐廳室內，但許多城市會透過法規修正案，允許餐廳在滿足特定條件下開放戶外露天座位予寵物，以硬性法律界線劃分空間來平衡各方訴求。

反觀香港，政府容許食肆申請特定牌照接待犬隻的政策，在實際推行中遭遇了嚴重的硬着陸尷尬。在寸金尺土的港式茶餐廳或窄小咖啡店中，法規的硬性指標在實務中反成障礙，極易干擾鄰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