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場悲劇的根源，皆藏在家庭教育的盲點與社會支援的空檔中。部分家長缺乏科學的教育意識，要不就墨守成規沿用舊式管教，要不就面對子女問題束手無策；而當家庭面臨特殊困境（如子女精神疾病、誤入歧途）時，社會支援體系又未能及時補位。陳桂生一家求助無門的經歷，揭露了基層家庭服務資源緊張、輪候周期過長的問題；屯門案兇徒的墮落，則反映出家庭教育中價值引導缺失、早期干預不足的常規操作，而社會對邊緣青年的矯正與扶助也存在漏洞。

事實上，這些家庭並非毫無挽救餘地。不同家庭面對不同困境，從經濟、工作、疾病等方面的不同問題，社會需構建多層次支援體系：一方面，推廣科學家庭教育指導，幫助家長更新教育觀念，應對時代變化帶來的育兒難題；另一方面，優化精神健康服務，縮短求助輪候時間，為患病家庭提供居家護理、暫託安置等實質幫助。社區可建立早期干預機制，對出現行為偏差的青少年及困境家庭及時介入，聯合社工、心理諮詢師、志願者提供全方位支援，避免問題惡化。

法律與懲罰只能彌補悲劇的結果，卻無法挽回逝去的生命與破碎的家庭。從子女墮落為社會禍害，到家長被逼至倫常邊緣，這些悲劇提醒我們：家庭教育看來是私人問題，但衍生出來成為社會問題，或者社會大眾可以主動伸出援手，為困境家庭搭建支撐橋梁。唯有家庭在社會支援下，才有可能及時糾正教育偏差、填補各種手法上的空白，才能讓更多瀕臨崩潰的家庭看到希望，避免悲劇重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