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到了越南戰爭，這個算盤似乎打錯了。從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七五年，美國為阻止共產主義在東南亞的「骨牌效應」，一頭倒進越南的叢林。起初，這裏是美軍新武器、新戰術的試驗場，直升機作戰、電子偵察等技術都曾在此試水；可隨着戰爭拖長，美軍的局限暴露無遺，十幾萬士兵傷亡，一千六百八十億美元的耗費，不僅加劇了國內通脹，更讓美國社會陷入分裂——反戰遊行此起彼伏，民權運動隨之興起。這場仗最終以美國撤軍告終，卻也讓它學會了反思：直接軍事干預的代價太大，於是轉向更靈活的「尼克遜主義」，甚至開啟與中蘇的「緩和」政策，最終促成中美建交，悄悄重塑了亞太格局。

把這兩場戰爭放在一起看，便能摸清美國外交的脈絡：冷戰邏輯是底色，遏制共產主義是不變的目標，而鞏固盟友體系、維持軍事存在，是實現利益的手段。可代價也同樣清晰──兩場戰爭都讓無數人失去生命，讓美國財政背上重負，越南戰爭更是成了其外交政策的轉捩點，從此不敢輕易發動大規模直接干預。

如今幾十年過去，基辛格的那句箴言仍在迴響：與美國做朋友，依舊是弊多利少嗎？其實答案從不是非黑即白。美國的盟友能得到安全保障、技術外溢的好處，卻也可能被綁架上它的戰車之上，失去外交自主性，甚至要為其利益買單。就像當年的日韓，在獲得保護的同時，也不得不接受美軍長期駐紮的現實；而那些被捲入戰爭的國家，更是承受了難以癒合的創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