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中旬的一天，我走到石泉古城東門外準備起步進城的地方，靠南的一間大門面房門口，我看到譚可菊站在門口，她見到我後馬上給我打招呼，邀請我進去坐坐。

我就走進這家店裏。原來，這是譚可菊新開的鎏金銅蠶系列文創產品銷售店。譚可菊是鎏金銅蠶發現者的女兒。

我和譚家灣的譚家多少有些淵源，比如我的親家的母親就是譚家灣的人，也姓譚，所以我的孫子孫女多多少少與譚家灣村的譚姓有些血緣關係。

石泉縣譚家灣村四十年前發現的鎏金銅蠶的經歷，我覺得也是一個高尚的審美發現、深度的審美挖掘、不斷的審美傳承的過程。審美有沒有高尚與低俗之分？這個問題，我覺得還是有的，這從鎏金銅蠶的發現及其後來的研究開發就可以看出。

譚家灣村的所在地就是歷史上古子午道邊直城的所在地。關於直城的歷史記載和記述，我最早還是從已故安康文聯主席馬建勳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主編的一本題為《漢水上游文化研究》的書籍所讀到，那裏面有對直城的較詳細文史記載。

我是最早研究鎏金銅蠶的人之一，有人說是不是在吹牛？我為了防止被認為吹牛，最好的證明就是留下那個時代的出版文字和相關照片，讓對方無話可說。我在二零零四年時期熱衷於文化散文的寫作，那個時候就開始翻檢本地文化的大器者，鎏金銅蠶就進入我重新認識範圍之文物。

之前有文物專家寫過鎏金銅蠶，但我認為沒有從文化的角度認識這枚鎏金銅蠶。我二零零六年出版的散文集《鳥倦知還》，其中的《鎏金蠶的時空隧道》就深度寫了對於鎏金銅蠶的歷史和現實文化認識。

我寫道：「如此對我說來，所謂的絲綢之路開端之處在我看來不是那絲綢產品的集中出發地，而是最初的養蠶地，是那些最初將蠶兒放進蠶簸中開始飼養的蠶農聚居地。因此，在我心中，真正的絲綢之路發源地應該就在秦巴山區，而源頭可能就是這鎏金蠶所在的發現地。這時候，我就想到了那位發現鎏金蠶的姓譚的農民，他儘管沒有像發現秦始皇兵馬俑的農民那樣現在還在兵馬俑展廳外行銷自己，沒有像寶雞那幾位農民發現商代青銅器那樣在全國風光，他也不會像一名專業考古工作者那樣假如發現了鎏金蠶會永留青史，但我還是要提起他、記錄他，傳揚他那次的發現，那樣一次在中國蠶業史上的重大發現。」

後來，我還認識了鎏金銅蠶的另外一些價值：

蠶的生物不易變性，這使牠幾千年來的形態幾乎沒有發生變化，這從這條鎏金銅蠶的形態上可以看出，牠與現在農民飼養的家蠶形態幾乎一樣。

蠶產品沒有轉基因，是人們可信賴的農產品。

石泉人把鎏金銅蠶作為自己發展旅遊的一張名片也是早早就有的。如果說石泉人把鬼谷子文化作為自己的一張文化名片，那是智慧的名片，那麼把鎏金銅蠶作為自己的文化名片那就是審美名片。智慧和審美就代表了石泉人的文化趨向，就體現了一種大格局。

我最早聽到的關於鎏金銅蠶獻寶人的故事，是文化館的已故作家姚敬民先生的講述，他說過獻寶人譚可菊的父親曾經拿着鎏金銅蠶來文化館。可惜，姚敬民先生沒有用文字記錄這段歷史故事。

譚可菊父親自己搭班車把這件國寶鎏金銅蠶專程前往西安獻給彼時的陝西博物館，這就是一種高尚的審美舉動。因為，他既然知道了這件寶物的重要性，沒有私藏，沒有轉手倒賣給文物販子，這樣的舉動就是一件十分高尚的行為。

譚可菊的聰明智慧在於，在石泉發展旅遊的過程中，她認識到了鎏金銅蠶的文化旅遊和商業價值。此前，她僅僅是一個私營小企業出身的人。

我說過，池河的女性中有不少人有一種大眼光，有一種大胸懷，有一種大格局。這幾年來，譚可菊先是在池河鎮、譚家灣村積極和當地政府一起開發鎏金銅蠶的文化旅遊，她在譚家灣村老家建立了鎏金銅蠶獻寶之家紀念館。

之後，不斷開發鎏金銅蠶文創產品。從最初的在一次性紙水杯上印鎏金銅蠶形象，到後來的一件一件鎏金銅蠶文創產品的不斷誕生，其中凝聚着她奔走的汗水和不斷思考篩選文創產品的創意心血。

創業的過程是一條艱苦經營的行程，也是一條不斷探索從失敗走向成功的過程，同時也是不斷提升自己審美能力的過程。每一種鎏金銅蠶文創產品的誕生，都是譚可菊對鎏金銅蠶審美認識的一次昇華。

她想把鎏金銅蠶的深度美感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創意不同的造型，呈現給四面八方的來客，讓人們認識到鎏金銅蠶的古代文物之美，認識到石泉的旅遊之美，認識到古絲綢之路的歷史文化之美。這是一條高尚的文創產品開發審美之路。

做大做強鎏金銅蠶文創產品是譚可菊今後的發展方向，我相信她會有更多的鎏金銅蠶文創產品面世，豐潤石泉的地方文化，美化石泉的旅遊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