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也是文學的鼎盛時期。詩歌也不落後，那個時候的人們，都喜歡讀詩、誦詩，我就訂了全國唯一中央詩歌刊物《詩刊》，每篇都讀，有的詩須一氣讀完，方可解饞，有的詩要反復朗誦，才能玩味。爲了多讀詩，我還徵訂其他詩刊閱讀，凡是拿到手的文學期刊，先找詩歌讀，有一睹爲快的感覺，不知從何年起，我不讀詩歌了，偶爾看幾首詩歌，讀着讀着，如同嚼蠟，只好棄之。那個時代的詩歌咋就這麽誘人？回想起來，那時候的詩歌有「五性」。         

人文性是詩歌的「骨架」。詩歌一旦丟失了人性和人文性，它就丟失了「骨架」，立不起來的詩，就沒有讀者，人性是個體的，也叫個性，人文性是團體的，也叫普遍性，這就要求詩人從自己的個體出發，寫出具有人文性的詩歌，這樣才能打動團體讀者，看看古今中外的詩人，凡是留下來的傳世之作，都具備了人性和人文性，普希金、徐志摩、李清照等他們的愛情詩，無不體現這些特色：「一枝穠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李白），「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燭成灰淚始乾」（李商隱），「眼淚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歐陽修），王安石的《泊船瓜州》等這些詩句，無不充滿人性和人文性，讀起來讓讀者思緒萬千，引起感情共鳴，《詩經》中這樣的愛情詩句，比比皆是。這就是詩歌個性與普遍性的統一。只追求個性，忽視普遍性的詩歌，讀者只有一個人，就是他（她）自己一人孤芳自賞了。遙想八十年代的詩歌，至今不能忘懷：一夥伐木工人，在月亮底下煮酒，熬月亮，唱山歌，那種詩句，那種場景，誰都會走進去，邀明月，與詩人同歌同飲，也把月輝連同美酒一起飲下，胸懷如月亮般亮堂。沒有人性和人文性的詩歌，就沒有了靈氣，失去靈氣的詩歌，就是一堆黢黑的泡影，叫人不悅。         

大衆性是詩歌存在的「肉體」。沒有「肉體」，「骨架」就不豐滿，就沒有看頭。大衆性的詩歌，就是體態飽滿、氣質鮮活的詩。這就要求詩歌創作，要站在人民的一面，爲人們而歌，而喊，唱出人民的心聲，吟出人民的需求，這樣大衆性的詩歌才是人民喜歡的詩歌。《詩經》中的詩，很多都是從人民的口中來的，都是在生活、勞動、交往中吟唱出來的。杜甫、文天祥、辛棄疾、陸游等他們的詩歌，替人民說話，爲人民隱惡揚善，人民就愛戴他們，就喜歡他們的詩，這些有血有肉的詩歌，如同長河之水，源遠流長。唱個人小調，泄個人惆悵，吟風華月柳的詩，終究不會贏得大衆讀者的。大衆性的詩歌，倡導詩人，走出「圈子」，面向「大生活」，走進田間地頭，走進廠礦企業，菜市街頭，向人民要句子，問人民討詩歌，安康的著名民歌《我來了》「天上沒有玉皇。地上沒有龍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龍王，喝令三山五嶽開道。我來了！」就是從人民口中吟唱出來的句子，像這樣創作出來的詩歌，誰人不喜愛？郭小川的《甘蔗林——青紗帳》如果他不深入南方的甘蔗林，北方的青紗帳，是寫不出如此氣勢恢宏、動人心弦的詩歌的。賀敬之，如果沒有一次次地回到延安，沒有深入生活，就不會有波瀾壯闊、激情燃燒、感情奔放的《回延安》詩歌的問世。離開生活、脫離故土、閉門造車出來的詩歌，是沒有生命力的。八十年代的朦朧詩，就不是大衆性詩歌，因此就失去了讀者，所以，詩人們請走出屋子，走進陽光，親近時代，感悟生活，才可獲取創作源泉，流淌出源源不斷、深受歡迎的詩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