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訊】2024年11月，甲、乙、丙及丁四名被告透過微信聯繫，預謀以兌換貨幣為名，騙取從事貨幣兌換活動人士（俗稱「換錢黨」）的款項後逃往馬來西亞。經商討後，他們共同決意由甲向擁有大量資金的人士訛稱需要籌碼，並計劃趁機取走籌碼前往賭博，若僥倖贏取彩金便退還本金，若賭敗則逃離澳門，其餘三名被告則留在現場安撫對方及阻止報警。

　2024年11月8日下午，四名被告與兩名被害人戊及己在酒店大堂見面，之後一同前往酒店房間。進入房間後，甲要求兩名被害人將籌碼（分別為350萬港元及620萬港元，合共970萬港元）放在房間桌上供拍照。期間，甲趁其中一名被害人進入洗手間、另一名被害人不為意之際，拿起上述籌碼裝作自拍，隨後拿著籌碼獨自奔跑出房間，隨即乘搭的士前往新濠影匯賭場進行賭博。

　在賭博期間，甲曾透過微信要求留在房間內的其餘三名被告安撫兩名被害人。同日下午約2時20分，甲贏得200萬港元後，將所兌換及贏得的小額籌碼換回大額籌碼，並於下午約2時32分返回酒店房間，將350萬港元及620萬港元籌碼分別歸還予兩名被害人。司警人員接報後到場調查，並發現房間內的四名被告。

　初級法院經審理，裁定四名被告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刑法典》第198條第2款a項結合第197條第1款、第196條b項及第201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加重盜竊罪（相當巨額），分別判處甲兩年九個月實際徒刑，其餘三名被告各兩年徒刑，暫緩執行三年。

　檢察院不服，提起上訴，認為四名被告使用詭計誘騙被害人將籌碼帶到房間並放在桌上，應構成《刑法典》第211條規定的「相當巨額詐騙罪」，而非原審法院認定的「加重盜竊罪」。

　中級法院對上訴案作出審理。合議庭指出，在詐騙罪中，「詭計」是核心構成要件，行為人透過欺騙手段使被害人在錯誤認識下「作出造成其本人或另一人財產有所損失的行為」，即被害人因受騙而自願處分財產；而盜竊罪則是在被害人不知情或未同意的情況下，趁機取走仍屬被害人管領範圍內的財物。

　合議庭指出，從已證事實可見，四名被告的犯罪計劃是以假稱兌換籌碼為由，再伺機取走被害人的籌碼用作賭博，當中的「趁機取走」亦是犯罪計劃的一部份，是為完成詭計的手段之一。

　本案可以視為一種複合性的犯罪方式，既具備符合詐騙罪的詭計情節，在實施犯罪計劃的過程中，行為人又使用了符合盜竊罪的手段情節，並構成犯罪的表面競合情況。然而，在定罪的層面，應以情節較為嚴重的罪行來論處。故此，合議庭認同檢察院所主張的見解，認為四名被告所實施的行為，包括「趁機取走」被害人的籌碼，屬詐騙計劃當中的組成部份，目的是為使詐騙行為得以既遂。

　基於此，中級法院裁定檢察院的上訴理由成立，並對相當巨額盜竊罪這一犯罪定性進行變更，改判四名被告以直接共同正犯、故意及既遂的方式觸犯《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結合第4款a項和第196條b項所規定和處罰的一項相當巨額詐騙罪。

　關於量刑，合議庭指出，經特別減輕後的相當巨額詐騙罪與相當巨額盜竊罪的刑幅相同，由於檢察院並未有明確主張原審法庭的判刑過輕，按照《刑事訴訟法典》第399條第1款的規定，中級法院不得加重對四名被告所科處的刑罰。另一方面，考慮到相當巨額詐騙罪的行為惡性較相當巨額盜竊罪更高，在檢察院未有明確質疑原審法院的判刑過重的情況下，中級法院認為原審法院的量刑未有明顯的不適度情況。因此，按照上訴法院一貫的見解，中級法院對原審法院的量刑沒有介入的空間，為此，維持原審法院對四名被告所科處的刑罰。

　綜上所述，中級法院裁定檢察院的上訴勝訴，將甲、乙、丙及丁四名被告的定罪由加重盜竊罪更改為《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結合第4款a項和第196條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相當巨額詐騙罪，但維持原審法院對各被告科處的刑罰。

　參閱中級法院第36/2026號案的合議庭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