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法治社會中，這類極端惡行絕不可能逍遙法外。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內地執法機關往往會採取「曲線定罪」的策略來彰顯公義。例如，若李某以虛構事實騙取屬於義工財產的動物，可構成「詐騙罪」；若其行為引發社會嚴重恐慌，則可控以「尋釁滋事罪」。目前當地警方已對其採取強制措施，意味着法律制裁的程序已經啟動。

面對法律暫時的盲區，重慶市民包圍屋苑的抗議，本質上是道德義憤與法律缺位碰撞下的極限宣洩。但必須警惕的是，這種街頭宣洩在內地的社會治理語境下，極易觸碰治安與維穩的紅線。

一旦爆發肢體衝突，事件焦點便會瞬間從「呼籲動保立法」轉移至「聚眾擾亂公共秩序」。這不僅讓部分滿腔熱血的年輕人面臨法律後果，反而讓保護動物的初衷被邊緣化、甚至被別有用心者「上綱上線」。

要平息這場風波，化解警民僵局，單靠警力驅散絕非良策。執法部門應儘快提高案件透明度，公布對涉案者的控訴方向，以法律的威嚴安撫群眾的不安。同時，社會亦需引導這股強大的民間能量，從街頭的悲憤吶喊，轉化為推動全國性《反虐待動物法》出台的理性倡議。

身處澳門，我們樂見本地動保法例能為無法發聲的毛孩提供一道法律屏障。重慶的這場風波或者會提醒我們做清醒的善長仁翁，亦因為內地人愈來愈有愛心而慶幸。〈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