類似的魔幻現實也正在大洋彼岸的英國上演。最近，一名在Waitrose連鎖超市工作了十七年的老員工史密夫（Walker Smith），因試圖制止一名偷竊復活節彩蛋的小偷而遭到解僱。這起事件在英國社會引發了強烈的震動。

五十四歲的史密夫在與小偷糾纏過程中，因情緒沮喪扔出了彩蛋碎片。儘管他並未擊中小偷且事後誠懇道歉，超市方依然堅持解除勞動合同。Waitrose的理由非常明確：「任何商品都不值得以生命為代價」。公司強調，曾有員工因干預竊賊而送醫治療，這將帶來無法估量的法律與賠償風險。

對於超市而言，這是一筆清晰的經濟賬：丟失一個復活節彩蛋只需損失幾英鎊，但員工一旦傷亡，企業可能面臨數十萬英鎊的賠償與負面公關。然而，保守黨影子內政大臣范翹思（Chris Philp）指出，這種處理方式傳遞了「完全錯誤的信息」──當勇氣被視為違規，當保護財產變成失職，社會的道德勇氣將迅速枯竭。這兩種觀點就是商家實質利益與及社會道德間的角力。

根據數據顯示，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的一年內，英格蘭和威爾斯記錄的入店行竊案件超過五十一萬宗，比上一年增長了百分之五。這些冷冰冰的數字背後，是無數像史密夫一樣感到迷茫的勞動者。史密夫事後懊悔地捶打自己，自責為何要衝動出手，這不僅是一位中年人失業後的悲哀，更是對社會正義觀的一種自我否定。

資本對成本的極致考量，固然是現代商業社會的生存之道，但當這種邏輯滲透到法律執行與社會準則時，其代價卻是巨大的。當我們寧願容忍小額盜竊，也要避免任何可能產生賠償的摩擦時，實際上是在鼓勵慣犯。

令人欣慰的是，社會正試圖從極端回歸理性。鑑於強烈的輿論壓力，加州等地正推動三十六號提案（Proposition 36），試圖加強對慣犯的處罰，允許將多次輕罪累加為重罪。這反映出公眾意識到：法律的慈悲不應成為罪惡的庇護所。

「零元購」現象與Waitrose解僱案，共同勾勒出一個處於十字路口的當代社會。一方面是資本理性對賠償風險的極度規避，另一方面是法律修訂對社會秩序的誤判。在價值利益與道德底線的博弈中，我們或許可以接受少量的物質損失，但絕對不能接受「正義感」成為職場中的一種負資產。

假如我們繼續默許犯罪成本的降低，繼續解僱那些還有熱血去制止不法行為的員工，那麼最終崩潰的將不只是零售業的利潤，而是維持社會穩定最核心的契約精神──那種對是非黑白的共識與堅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