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日子讓我們改變了很多，真的改變了很多，最主要的是體質，其次是思考方式，最後是生活習慣。

它大大改變了我們出門的選擇，我已經五年沒有再去過臺灣，一個原因當然是我在臺灣的業務幾近結束，二來是因為那邊的網絡和聯繫感覺已經有點不同。我自感臺灣變得比以前更排外、更封閉。這意思並不是說人，而是他們的政治和權力系統，你可以說他們太弱怕文化入侵，也可以說大陸真的太強，強到只能用這種方式保護島一邊的意識形態。我自己本身是沒有太大國族的考量，哪裏舒服就住那裏，現在這樣一來，就顯得到處都變得一樣，分別已經不大，大家都有一些心照不宣的內容，不能夠討論或質疑。那到最後可能還是澳門最好。

於是我回來了。工作和生活的重心都在澳門，香港、臺灣都不怎麼去。偶爾會到香港看劇、看演出、看看朋友，但也比較少。而且對香港的印象越來越模糊。最近的印象就是去西九、去大館、去都會大學聽講座見見喜歡的人，參加藝術展的開幕。我們以前不是這樣的，去香港是購物、吃飯，沒有甚麼理由買張船票就到銅鑼灣吃飯喝咖啡，那些在餐廳遇到明星在鄰桌的記憶，在商場碰到名人的記憶，是我以前對香港的印象。

經濟始終都沒有太大改善，雖然數字是逐漸向好，但外圍環境不好，大家對前景的信心都一般，消費力和生育率是明擺在眼前，疫情事並沒有讓很多人的心都放開來及時行樂，也許有，但沒有比以前有錢，消費模式改變或降級消費是有現實的考量，不是想放縱就有條件放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