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基辛格，這位在中文世界名氣或許勝過其祖國的美國外交家，總離不開他那句耐人尋味的話：「成為美國的敵人或許很危險，但做美國的朋友卻是致命。」這話誕生於越戰膠着的一九六八年前後，彼時美國的國際信譽與盟友關係正經受考驗，如今讀來，仍像一把鑰匙，能打開理解美國外交雙重性的大門──它從不只是簡單的「保護者」或「掠奪者」，而是始終纏繞着利益與代價的複雜體。

要讀懂這份複雜，不妨回頭看看二戰後美國在東亞挑起的兩場戰爭：朝鮮戰爭與越南戰爭。那時的美國，剛在二戰中確立全球霸權，國際形象如日中天，一舉一動都帶着「世界警察」的姿態，彷彿要為全球事務主持公道。但只要懂得剝開糖衣包裝，內裏藏着的，從來都是實打實的利益盤算。

一九五零年爆發的朝鮮戰爭，美國打着「遏制共產主義擴張」的旗號，領着聯合國軍介入。表面看是維護「自由世界」的秩序，實則是要在東亞釘下一顆釘子──戰爭結束後，韓國得以留存，成了美國在亞太的堅定盟友，至今仍是其戰略部署的重要支點。借着這場戰爭，美國還順勢讓在日韓的長期駐軍合法化，既展示了西方陣營的團結，又讓自家軍事工業賺得盆滿缽滿，軍火生產與後勤需求的激增，悄悄推動着經濟與技術向前走。哪怕戰爭最終以僵局收場，美國也賺足了意識形態的資本，為冷戰宣傳添了不少素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