蝙蝠俠的信念，某程度上代表着大眾對現實社會的裏層渴望。我們見證了蝙蝠俠電影在時間長流中所發生的種種變化，這些改變跟社會事件、流行文化或時代精神互為映照，令人心生共鳴。添·布頓的《蝙蝠俠再戰風雲》（Batman Returns，1992）對選舉背後的政商勾結直言不諱，嘲諷意味和批判力度皆非同少可；基斯杜化·諾蘭的《蝙蝠俠》三部曲聚焦恐懼的黑暗力量，映射由「九‧一一」事件到「佔領華爾街」的十年局變；薩克·薛達的《蝙蝠俠對超人：正義曙光》（Batman v Superman: Dawn of Justice，2016）的「恐怖襲擊」可謂觸目驚心，恰如基斯杜化·諾蘭那種恐懼感與安全觀之間左顧右盼的精神撕裂。麥·李維斯的《蝙蝠俠》（The Batman，2022）既重申其《猿人爭霸戰》世界觀的種族起義，亦承載着歷代蝙蝠俠電影各自呈現的帝國陰霾，並在此基調下注入黑色電影和大衛·芬查偵探電影元素，試圖描述美國資本主義社會的演化過程。記得亞當·弗格森《論文明社會史》強調，社會演化通過法律和有序政府帶來了安全的自由，可是它也帶來了邪惡，具有動搖這一成就之基礎的危險；社會的進步並不意味着幸福的增加，在此過程中，許多美麗、富有價值的事物，便不可修復地喪失了。

　蝙蝠俠電影在超過三十年的社會演化過程中樂此不疲地續拍和重現，就連蝙蝠俠的對立面都深入人心，可是他們從來不在真人電影宇宙中獨立成傳，直至喜劇能手杜德·菲力斯打破以蝙蝠俠為主體的慣性視角，嘗試從小丑這個頂尖超級反派的立場出發，不但帶來了嶄新而且出人意表的觀影體驗，還讓大家站在另一角度去理解瘋子、暴亂者、犯罪分子和異見分子。《小丑》（Joker，2019）裏一觸即發、勢如破竹的社會動亂看來不像《國定殺戮日》（The Purge）系列那種由上而下操作的群眾失控大亂鬥，反而接近《蝙蝠俠—夜神起義》（The Dark Knight Rises，2012）裏深受啟迪的後「佔領華爾街」時代思潮。假如反抗資本主義及其劣根性，是編導、小丑、失敗者和底層邊緣人通過暴動以顛覆制度為共同目標，「建立一個美好的社會，我們不需要華爾街，我們不需要政治家」的過程就會自然而然地被視為一種不可抗逆的民主實踐。由此可見，自發性戴上小丑面具或「V煞」面具的「匿名者」，他們的憤怒情緒並非無跡可尋。弔詭的是，過去的社會主義或無政府主義亦難免重演「讓少數人主宰一切，多數人被迫沉默」的集體錯誤，並非自主治理等抽象概念或《社會契約論》的「公共意志」可以輕易改寫。

　如果說《小丑》讓人進一步思索，對社會上的不平等和對既得利益者的貪婪報以反抗，是不是民眾訴求的真正焦點所在，《蝙蝠俠—黑夜之神》（The Dark Knight，2008）則讓美漫迷以外的大眾初步了解到，蝙蝠俠與小丑既是相生相剋的永恆宿敵，也是相知相識卻彼此陌生的政治雙生兒，正如劉山姆代表作《蝙蝠俠：致命玩笑》（Batman：The Killing Joke，2016）裏蝙蝠俠所言：「這麼多年來，我仍不知道他是誰，就像他不知道我是誰一樣」。只要蝙蝠俠與小丑從對方身上看見自己的影子，觀眾也不難在他們的影子裏重拾記憶、理智和瘋狂，難怪《蝙蝠俠：致命玩笑》的小丑如是說：「記憶太危險了，我覺得過去太煩人了，記憶太靠不住了……記憶會是卑劣、討厭又殘酷的，就像孩子一樣，對吧？但我們沒有記憶可以活嗎？記憶是人類理智的根基，如果否認了記憶，就是否認了理智，但，那又有甚麼錯呢？我們跟理智又沒有簽甚麼契約，也沒有正常條款，所以當你發現自己，被困在讓人不開心的列車，一直帶你走向過去，那個充滿尖叫的地方，記得，這裏永遠都有瘋狂。」然而最瘋狂的記憶莫過於，片中蝙蝠俠與小丑相擁而笑的荒誕結局，就像《神鵰俠侶》北丐和西毒死前的浪漫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