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來，紙質傳媒，無論報紙還是雜誌，都似江河日下，徵訂量減少，閱讀人群流失，收入更是斷崖式下跌，好像紙媒已成夕陽產業，日薄西山了。

   我們簡單盤點一下就在剛剛過去的二零一九年，內地宣布不再繼辦的報刊，也能從一個側面反映紙媒所面臨的形勢。

  三月三十日起，《成都晚報》休刊；七月五日起，《紹興廣播電視·生活週報》停刊；七月二十六日起，隸屬於山西日報報業集團的《三晉都市報》和《發展導報》同一天休刊；九月起，《青少年日記》休刊；十一月起，《人民日報》海外版「中東刊」停刊；《上海金融報》十二月二十四日發布「休刊啟事」，宣告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起休刊；十二月二十六日，《七都晚刊》頭版刊發「十九年我們共同的記憶」，宣布《七都晚刊》將在年底與讀者告別；傳遞來自日本時尚潮流訊息的《mina》國際中文版宣布十二月為最後一期；《退休生活》雜誌將在二零二零年退出歷史舞臺；大眾報業集團旗下的《生活日報》於十二月三十一日出版最後一期後停刊；《都市快報》定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起休刊。

   而在稍早的二零一八年，僅天津一地，就同時關閉《中國技術市場報》、《渤海早報》、《采風報》、《球迷》、《假日100》、《範兒》、《育兒》、《智力》、《今晚經濟週刊》、《今日天津》等十家報刊。

  當然，這些停止出版的並非大報名刊，但他們也曾有過輝煌。比如二零一九年八月一日起正式停刊的《都市信報》，最高日發行量曾達二十萬份。雖然現今這份報紙已獲重生並更名為《青島西海岸報》，但會不會重蹈《都市信報》的覆轍，可能只有老天爺知道。

   也算與報刊有密切關聯的是，曾經為各個城市標配風格各異的報刊亭，現在日見減少，甚至難覓蹤影。碩大如廣州火車南站，佔地六十餘萬平方米，年運輸旅客超過一點六億人次的地方，竟沒有專門的報刊攤位，更沒有一份報紙出售。就如同之前我們耳熟能詳的各式說法，我們已進入多媒體時代，閱讀的載體已經天翻地覆，豐富而多樣。但在新冠病毒肺炎肆虐期間，人們卻又找到了另一個不讀報的理由。

  有讀者梳理了兩份湖北主要報紙在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至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日的頭版，發現只有一月六日《楚天都市報》在頭版右上角有四行相關文字：武漢市衛健委通報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情況，五十九例患者均已排隊「SARS」等呼吸道病源。另外是一月十日，《楚天都市報》把新冠病毒肺炎排到了關條。《湖北日報》的頭版，則一次都沒有提到過病毒情況。而武漢《長江日報》因譏諷「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和遺漏病患遺言被民眾撻伐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居家防疫之時，千萬人一早一晚翹首以待作家方方的「封城日記」，以期瞭解武漢的真實境況，而對湖北及武漢的主要報紙不加理睬還拒之千里，認為他們不講真話，只講官話、假話、套話，虛偽而又欺民。這也是對我們所謂主流媒體的一大諷刺！

這不說真話不報實情是不是我們許多報刊的共病呢？是不是紙媒沒落的其中一個理由呢？相信讀者們心中自會有杆秤。

胡舒立主編的《財經》雜誌，同樣在疫情期間，因敢於報道和勇於報道，把華南海鮮市場和武漢中心醫院等諸多熱點，揭露和挖掘出來，解答讀者疑惑。《財經》不單在電子閱讀載體上刷爆熒屏，其紙質文本，真正是一本難求，原價二十元，淘寶上炒到八十五元都還買不到。可見說真話的媒體，不是完全沒有市場，也不是沒有追捧者。

我們許多辦報刊的人，應該更能體會到這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