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期間，每天下午五點我有個指定節目：開澳門電視臺看特區政府抗疫協調中心的聯合記者會。想不到因為接不接滯留湖北的澳門人回來，引起了網絡上的激烈爭論，而大家的矛頭似乎都針對一直追問在湖北澳人狀況的某些記者。

用一個公關的角度說，記者提問是正確的，政府盡力去幫助澳門人也是正確的，但也許他們的處理手法都錯。有些事情，公開的時機很重要，有些事情需要私下溝通，有些內容值得提供線索讓記者去繼續發掘，這樣一來事情的結果可能就很不一樣。

東野圭吾有個刑警加賀恭一郎系列，故事中的男主角加賀有句名言：「刑警的工作不只是調查，有人會因案件而留下心靈的創傷，他們也是受害者。而刑警的職責就是尋找能夠拯救受害者的線索。」這個系列不少故事的重點不在於尋找「真兇」，相反，發掘作案者的動機，尋找作案者和受害者的傷痛，幫助他們真正面對自身的問題，成了故事感動人、吸引人的地方。

該系列曾拍成電視電影的《新參者SP紅手指》的故事正是這樣，劇中一開始便公開了作案者殺人後父母包庇的整個過程，而加賀恭一朗也很快便發現蛛絲馬跡，正當我們觀眾一如劇中記者小妹感到不耐煩，覺得加賀刻意拖延不肯公布真相時，加賀的一段話乃至於故事的結束完全地說服了我，讓我明白比之於揭露真相，在過程中能真正讓公眾、讓當事人能領悟到自己的錯誤、直面自己的痛苦是多麼重要的事情。

情節是這樣的，記者小妹一直偷偷跟蹤加賀的調查，發現他到疑兇一家查問了很多次，窮追不捨地問是否已查出了甚麼。這時，加賀問：「對於尚未解決的案件，你打算亂寫甚麼？」（記者的責任‧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