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死了。」

一九八零年的大年初一，大家還是過的「革命化春節」。工人上班，農民下地。郵遞員照常工作，送來了信件。其中有本《雨花》雜誌，刊登了我的一篇小說《鑼聲鏜鏜》。開篇第一行，便是「我死了」三字。我們夫妻看了，相顧一笑。沒有認為是甚麼「晦氣」臨門，反而覺得有一股積鬱之氣，噴泄而出，胸中頓覺舒暢許多。

《鑼聲鏜鏜》，寫的是一個從劇團轉業去當「門房」的「江南第一鑼」，不幸告別人世。就在出殯的途中，他躺在靈柩車內，一路之上，聽到各種閒言雜語，不禁感慨萬端。他遺憾自己未能倒在戲院的舞臺上，並非死得其所。他聽到徒弟在哀樂聲中，鑼錘敲得不合節奏。恨不得要爬起來示範一下，再來教他幾手。他在生前，一心盼望能與親愛的銅鑼「破鏡重圓」。唯恐自己的絕藝，無人接班，從此就要失傳。但是，這一切都將隨著他生命的終止，被畫上了句號。最後，他聽到百忙之中光臨的領導，讀著千篇一律的悼詞：「他的不幸逝世，是我們文藝界的一個損失」。雖覺有些可笑，卻也無可奈何。因為他即將化為灰煙，隨風飄逝……

據說，在元朝時，有所謂「七優八娼，九儒十丐」之說。文人的地位，比娼妓還不如。到了「文革」，知識分子仍然被稱為「臭老九」，還是「打入另冊」，徹底「批倒鬥臭」。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時時膽顫心驚，處處俯首請罪。這種「賤民」生活，沒有經過那個特殊年代嚴峻洗禮的人們，地無法想像的。而，凡是經過「文革」的知識分子，想必都會與那死去的「江南第一鑼」一樣，百感交集，死不瞑目。《鑼聲鏜鏜》，恰如一塊小小的石子，投進湖心，倒也激起些許漣漪微瀾。

不久，《雨花》雜誌在第九期發表了舒翔同志的評論文章：《我們經不起這個浪費》。文中指出：「江南第一鑼」是用他美妙的鑼聲進行戲劇創作的藝人，但結果卻在看大門的崗位上寂寞地死去。死了一個人，絕了一門藝。這是藝術的損失，也是社會的悲劇。為此，他沉痛地呼籲：那些從實驗室轟出來的，從講壇上掃下來的，從書齋裡揪出來的，從舞臺上踢下來的，等等，都應該讓他們及早歸隊，「任何浪費人才的現象都是犯罪」。

這位為我的小說呐喊助陣的舒翔同志，便是原大豐錫劇團的編劇王樹祥（一九三八至一九九二）。我與樹祥先生，早在五十年代便已相識。他為人熱情，筆耕勤奮。身為專職編劇，優秀劇作頗多。最為人所稱道的，當是搬上「省淮」舞臺的大型古裝戲《天下第一官》。另外，他還曾發表多篇中篇小說。對於民間文藝，更有深入的研究與採集。曾出版《沈拱山的故事》等數部著作，並攝製大型民俗風情電視片《海神媽祖》。他對《鑼聲鏜鏜》的及時回應，積極支持，可能是在「文革」中，我們都遭遇過類似的命運。「同病相憐」，有感而發。樹祥先生精幹練達，很早就參與出版、發行等市場機制的運作。組織報刊銷售管道，搞得風生水起，事業蒸蒸日上。誰想天不假年，英年早逝。

我寫小說，純屬業餘，偶爾為之。發自心聲，聊備一格。如今，知識分子終於摘掉了「臭老九」的帽子，《鑼聲鏜鏜》也就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