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普及教育正推行得如火如荼之際，教育制度在表面上已漸趨完善之時，竟一連有幾個中、小學生自殺身亡。這是誰之過？錯在教師？家長？教育制度？還是眾人都隨口說的：「這是社會之錯？」是否人人都該負點兒責任呢？

回想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教育制度，不但比不上現在，而且，社會經濟、福利、民生各方面也比不上今天。但那時候的青少年就比現今的不幸嗎？那又不是一定的，幸與不幸是不能以外表物質的豐乏來衡量的。筆者就是上世紀六十年代那群天真無邪的小學生之一，生長在物質極貧乏的木屋區，更拜一場大火所賜而遷入徙置區（即現今最舊型的新區──七層大廈）。因利乘便進入了就近的天臺學校就讀。那兒的同學多是鄰居。一起讀書、一起玩耍、多熟絡、多親切。我們的父母都是工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我們便成了無王管的一群。上午上課，下午便盡情玩耍：上山探險採野生花果，或上街拾廢物（收藏了不知多少汽水蓋、雪條棒及各種廢物），要不然就在大廈的走廊玩個痛快！功課嗎？待晚飯後，幫媽媽料理完家務，便開始狂風掃落葉般「撩」完。我的功課簿就如「鬼畫符」般，誰也不知我寫甚麼的，處罰、重抄總不能叫人改善的。直到王老師當了我們的班主任，他也留意到這個問題，但他從不輕視責罵我們。記得他第一次叫我到校務處「即七樓的兩個住宅單位」見他時，我照樣想定了很多辯護理由，而且手上塗了萬金油，有備而往，任誰我也不怕的。哪料到他卻藹然地望著我，還請我坐下，我望著他發呆，更發現他花白的頭髮下，膠架的眼鏡中那雙充滿同情而精明的眼睛，他微笑地說：「你也是姓王的，知道嗎？我們的祖先是中原人士，更有很多偉大的人物，就如：王羲之、獻之父子不但是文學家，也是很著名的書法家，他們的字寫得非常好，如果你肯努力也可以寫得一手好字的，字為人之衣冠，你也愛穿上整齊漂亮的衣服嗎？」我望著他揭著我那本既潦草又骯髒的功課簿，竟不責罵我，已使我十分奇怪，聽完他那番話更好奇地問他：「那王羲之是否長在有錢人家？」他詫異地回答：「他生長官宦之家，當然是有錢的！」這時我便理直氣壯地說：「那麼當然啦！他們有錢，當然可以穿得整齊漂亮啦！」他見我一派傻氣也忍不住笑了。最後，他說：「我的意思是希望你能用心寫字，如果你肯用心，我相信你一定會寫得好的。」他以信任、鼓勵的眼神望著我，我立時感覺到從來沒有受過這樣的尊重，也打破了一向認為老師就是只懂罵人的觀念。（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