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訊】蕭威利（曾任公共部門領導，具國際事務經驗，長期致力公共政策及體育發展）表示，上一篇談《社團法律制度》改革，我主要從澳門社團的內部現況出發：超過一萬二千個社團，有些活躍，有些「沉睡」，背後還有大量義務投入時間和心力的社團負責人。我認同改革的必要性，但制度必須目標清晰、執行平衡而適度，同時自然要把維護國家安全放在應有的位置。然而，澳門的社團從來不只活在澳門之內。不少社團長期與內地、香港及海外組織保持聯繫，加入地區或國際組織，參與會議、賽事、培訓、交流和合作。這也是我多年來在體育、青年及國際事務中經常接觸的現實。

　《基本法》第一百三十三及一百三十四條，對澳門民間團體與國內其他地區、其他國家和地區，以及相關國際組織的聯繫作出了相應規定。今次改革本身也有比較研究的基礎。政府在前期工作中參考了內地、香港、葡萄牙、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的制度。各地情況不同，但也說明社團制度現代化並非澳門獨有的課題。

　連接世界的一扇窗

　澳門社團對外聯繫的形式非常多元。澳門葡英傳媒協會（AIPIM）與國際記者聯盟（IFJ）有聯繫；澳門國際青年商會（JCI Macao，China）屬國際青年商會（JCI）體系；澳門童軍總會參與世界童軍運動組織（WOSM）。澳門紅十字會與國際紅十字與紅新月運動保持合作；澳門仁慈堂與葡萄牙仁慈堂聯盟（UMP）關係密切；大專體育方面，澳門相關組織亦加入國際大學生體育聯合會（FISU）。此外，商業、專業和行業社團，同樣可能參與國際網絡及對外合作。列舉這些例子，不是要製作一份名單，而是說明：對外聯繫本來就是澳門不同類型社團日常活動的一部份。

　諮詢方案建議，社團加入或退出在澳門以外成立的組織或團體，以及接受境外資助時，須向身份證明局申報。部份相關資料其實早已由主管部門在審批外訪、比賽、會議、交流等資助申請時要求提供。新制度的意義，在於可以把這些資料納入更有系統和更全面的框架。

　走向世界，也要遵守規則

　加入地區或國際組織，帶來的不只是機會，也有規則和責任。澳門足球近年的亞洲賽事牌照問題就是一個例子。亞洲足球協會（AFC）的要求涉及審計帳目、財務資料、青訓、行政、人員及場地等不同範疇。這些事項並非全部屬於同一公共部門的職權，有些甚至並非本地行政制度本身的要求。因此，若不同部門之間能有更好的協調，便可協助社團在面對國際規範時更容易找到適當的指引。身份證明局在新制度中的統籌角色，或可提供這樣的契機。提高透明度，也可以同時改善指引和協調。

　資助、差異與協調

　多年來，不同公共部門按照體育、文化、青年、社會服務等不同領域，建立了各自的資助準則和程序。這些差異有其合理性。隨着澳門經濟社會發展，社團活動更加多元，公共資源的投入也大幅增加。今次改革或許提供一個機會，在保留各領域特點的同時，讓可以共同處理的程序更加協調。該統一的盡量統一，該保留差異的繼續保留。保護善意服務的人，因為制度背後始終是人。

　澳門很多社團依靠義務工作維持。負責人白天有自己的職業，下班後還要開會、辦活動、照顧青年和處理文件。他們不一定是法律、會計或行政專家，偶爾也可能因不了解規定而出錯。清晰的規則、合理的補正機制和適當的行政指引，不只是加強管理，也是在保護那些善意為社會服務的人。

　不同社團，不同風險

　諮詢文件亦從防止清洗黑錢及恐怖融資角度討論境外聯繫和資金，並提到財務行動特別組織（FATF）所倡議的風險為本原則。並非所有非牟利組織都有相同風險。關鍵是辨識真正存在風險的地方，再採取適度和相稱的措施。簡單而言：有風險的地方應該監管，但不應假定所有社團、所有對外聯繫都具有同等風險。澳門多年來建立了連接國家和世界的社團網絡。開放帶來機會，也帶來責任。加入國際組織要遵守規則，接受資助需要透明，擔任社團職務也意味承擔責任。一套好的制度，或許就在於找到這個平衡：需要監管時有效監管，可以提供指引時給予協助，並以適度原則區分不同情況。然而，還有一個更深層的問題：在今天的國際環境下，這些合法的對外聯繫，應如何與澳門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以及新制度涉及「國家安全」的規定取得平衡？這個問題值得另文討論。下一篇再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