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唐宋元明清」中唯一沒有實現普遍意義上大一統的王朝，一直以來因武力孱弱而被稱為「弱宋」，標籤是「偏安一隅」。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宋朝也是有可圈可點之處的。宋朝的經濟成就飽受史學界肯定，著名史學家陳寅恪曾說過：「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史實也證明宋朝堪稱中國歷史上經濟、文化、教育最繁榮的時代，達到封建社會的巔峰。

　宋代經濟情況概述

　首先，經濟一般分為農業、手工業、商業三大範疇。農業方面，宋代由於經濟中心南遷，並在南方大興水利，出現了「蘇常熟，天下足」的局面。高轉筒車、踏犁等農具的發明方便了農業、灌溉生產進步。據《宋史-食貨志》記載：「南渡後，水田之利，富於中原，故水利大興。」棉花、糖業也趁勢發展成為重要農業成分。反之，在經濟糧食作物的推廣、商品經濟的發展的共同作用下，宋代的農業進步也為南方的經濟中心地位打下了堅實基礎。手工業方面，宋朝的制瓷業空前發展，出現了哥、汝、官、鈞、定五大名窯，景德鎮的瓷都地位初步鞏固。大量瓷器通過宋代發達的海上貿易被輸出到海外，享譽世界。紡織業、造船業也受寬鬆政治環境的影響，獲得重大進展。

　商業繁榮與城市發展

　商業方面是兩宋發展的模範範疇，其商品經濟繁榮和城市發展經驗對現代都仍有借鑒意義。在社會發展層面，宋代坊和市的界限被打破，實現了對商業發展空間上的放寬。而宵禁的廢弛，則是對商業經營時間上的鬆綁。以上兩者一結合，換來了城鎮商業發展潛力的大幅度解放。在宋代以前，城市主要是出於防禦軍事目的而修建，而如今轉變為經濟貿易中心，實現了職能變革。北宋的汴梁、南宋的臨安都成為了當之無愧的國際大都會，人口突破了一百萬，全國城市化進程因受其影響得到了加速。兩京有多繁榮呢？「坊巷橋門及隱僻去處，俱是鋪席買賣，」描繪出唐代就已經出現的草市得到前所未有對推廣。在食宿、玩樂方面，據《東京夢華錄》記載：「開封臨汴河大街，街西保康門瓦子，東去沿城皆客店，南方官員商賈兵役，皆於此安泊」；《武林舊事》亦載，「杭州三橋等處，客邸最盛」。著名的《清明上河圖》中，更是描繪了東京一百多棟樓宇房屋，四五十家是餐飲業及旅店業。取消宵禁後百姓不受限制的夜生活需求，促使東京和臨安出現了夜市、瓦捨勾欄等娛樂場所，城市晝夜繁華。由此可見，宋代的城市發展水準已經頗具現代城市的雛形，市民的都市生活也趨向多姿多彩。不僅如此，宋朝在城市治理方面最早推行了街巷制，有完善消防管理和醫療慈善機構體制，與現代已有相似之處。《朝京里程圖》等旅行地圖的發掘也佐證了百姓可以任意在關內領地遷徙活動，不需開路引（通行證）以及關注自己的良賤等級，生活水準堪稱自由富庶。在貿易方面，宋朝完成的商業革命是普及最早的紙幣「交子」和「會子」，減少人們的出行負擔方便結算。宋朝還開闢了海上絲綢之路，設立市舶司組織海上貿易，使貿易稅收成為政府重要稅收，泉州成為世界第一大港。據不完全統計，在國土面積比宋朝大、人口更多的情況下，明朝的的最高年收入僅為北宋最高年收入的四十分之一，南宋最高年收入的二十五分之一。宋朝也因此成為中國古代少有的工商稅收入比農業稅更高並財政豐裕的王朝。

　文化開放與政治開明

　文化板塊上，宋朝秉承著「抑武揚文，君臣共治」的理念。這條理念雖然一定程度上使宋朝在軍事上陷入被動的局面，但帶來了人才輩出、科技進步、國泰民安等諸多益處。人才方面「文」有範仲淹、王安石、包拯、蘇東坡、歐陽修、司馬光、朱熹等名士，「武」有楊業、狄青、岳飛、韓世忠、辛棄疾等大將。科研方面也湧現出發明活字印刷術的畢升、撰寫《夢溪筆談》的沈括、法醫鼻祖宋慈、天文鐘專家蘇頌等發明家、科學家。在政治環境和人才推動下，眾多文化領域發展在宋朝進入歷史鼎盛時期。唐宋八大家有六人出自宋朝、中國古代四大發明有三樣在宋朝問世或發揚光大、影響後世正統思想的宋明理學在此時開創、文學（宋詞）史學發達和儒學教育得到復興等。政治層面的「君臣共治」更體現了對人才和知識的尊重。宋太宗時期，宋代名臣寇准曾經在進諫時語氣犀利，令宋太宗不悅。正當宋太宗感到心煩想轉身離開時，寇准居然扯住龍袍衣角勸阻太宗。這種犯上的行為在封建時代非同小可，可是太宗還是留下來聽寇准的諫言，並在事後稱讚他敢於直諫的精神。從那以後，寇准也逐步成為了太宗、真宗兩朝的重臣，深受倚重。宋朝的文官是幸福的，他們在朝堂上可以較為輕鬆發表意見和與皇帝討論，這種君臣相對和諧的局面在中國歷史的封建主流中極其罕見。

　綜上所述，宋朝的重文輕武雖有其弊端，但是其造就了歷史上空前的經濟文化盛世。從理性的角度來說，宋朝帶給我們的啟示是富裕繁榮固然好，但不能「有國而無防」，從而積貧積弱，否則保不住家底就只能重蹈「靖康之恥」、「崖山跳海」的覆轍了。在新紀元，要實現民族復興就要在經濟發展基礎上重振中華文化。而探索我們的文化復興道路，宋朝是我們可以引以為鑒的合適藍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