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令人感到意外，甚至帶來一絲安心的，是這對「非常父母」的情緒狀態。試想像，換作普通人，經歷了長女夭折、被外國政府強行剝奪次女接近三年，回港後又面臨被捕、幼子被帶走，情緒崩潰或對着鏡頭聲嘶力竭幾乎是必然的反應。

但曾先生和關小姐沒有。從新聞報道與電台訪問中可以聽出，他們的語氣始終保持平靜，沒有歇斯底里的控訴，也沒有對政府抱持強烈的敵意或抗拒。相反，他們甚至多次為政府人員及警員講好話，讚賞警方的友善。這種「氣定神閒、一切盡在掌握中」的態度，顯示出他們具有極強的心理素質與清晰的自我認知。

此外，大眾往往對外國的體制存在一種「絕對正確」的迷思，認為瑞典或芬蘭政府的判斷必然無誤。但實際上，外國的政策與價值觀同樣有其盲點與令人難以理解的地方。不同文化對「合適的育兒環境」定義本就存在差異，外國的介入手段是否完全符合情理，仍有待商榷。

這對男女或許因為未婚生子、崇尚自然分娩、拒絕常規醫療體系，而被社會標籤為「非常父母」甚至「怪人」。但撥開道德批判的困鎖，他們其實是在貫徹自己堅信的生活哲學。

他們並非反社會，也不是為了抗爭而抗爭；他們只是在面對龐大的國家機器（無論是瑞典還是香港地區）時，拒絕盲目妥協，堅持要求應有的程序透明度與個人權利。在一個多數人隨波逐流的社會裏，這對父母之所以顯得格格不入，或許僅僅是因為──他們比普遍人更清楚自己想要甚麼，並且願意為此承受代價，比很多父母似乎更具責任感。（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