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娃傳》中，精彩地敘述了長安城中兩處「凶肆」較勁喪器與哀歌的場景。在這個場景中，從殯葬業的治喪工具到挽歌的演唱都能較勁。更令人驚訝的是「士女大和會，聚至數萬......四方之士，盡赴驅焉，巷無居人」，不同階級的人都來觀摩此次盛事。被迫成為挽歌手的主人公更是借此機會一度走紅。這種以喪葬文化為主題的盛典，在講究避諱死亡的中國文化裡是罕見的。以炫耀喪葬用品為娛樂活動是難以想像的，多數人聽到死亡甚至是避之唯恐不及的。那麼為什麼唐朝可以出現如此情形？這與唐朝盛行的厚葬之風有關。

　一開始，隋唐時代的喪葬禮法規定森嚴，依據死者身份不同有嚴格的等級標準。據《唐會要》記載，右司郎中唐紹上書曰：「臣聞王公以下，送終銘器等物，具標格令，品秩高下，各有節文。」然而，在實踐層面，唐朝整個社會卻都盛行厚葬之風，禮法一定程度上失效了。厚葬之風由皇室公卿引領，「王公百官競為厚葬。偶人象馬，雕飾如生，徒以炫耀路人，不因心致禮」。王室貴族本來生活就奢侈，再加上攀比喪事，統治階級內部僭越禮制，產生了下層效仿上層的後果。《貞觀政要》載：「以厚葬為奉終，以高墳為行孝。」這種習氣被士人和庶民吸收，成為了社會潮流。縱使後來朝廷屢次下禁令打擊葬禮僭越之舉，也無濟於事。唐朝名臣李德裕就曾批判這種風氣使百姓「罕知報義，生無孝養可紀，歿以厚葬相矜，喪葬僭差，祭奠奢靡......或結社營資，或息利自辦，生業以之皆空......」。僭越禮制的不僅是喪葬用品，而且還包括唱挽歌等祭奠儀式。這樣的後果是，葬禮中的鋪張成為榮耀死者的方式。百姓在父母在世時不盡孝，卻在他們死後以豪華葬禮彰顯他們的「孝」，靠排場得到外人的認可。再到後來，由於民間一些家庭難以支撐厚葬開支，開始出現民間結社辦殯儀活動的風氣。《全唐文》載：「又閭里細人，每有重喪，不及發問，先造邑社，待營辦具，乃始發喪。」長此以往，百姓只好結社互助，或者掏空家底，從而支撐豪華葬禮的籌備和開銷。而財力雄厚的皇室公卿也對專業喪葬服務有了更多的需求。「凶肆」這類專業的葬儀社在這種環境下發展起來，喪葬的行為也從私人悼念轉為帶有公共性質的厚葬，成為各階級都享有的社會活動。綜上所述，唐朝的厚葬之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為什麼《李娃傳》中兩個「凶肆」較勁還能得到民眾追捧。

　接下來便是分析祭奠儀式中重要的唱挽歌環節。所謂「挽歌」，是起柩送至墓地的途中，抬棺執紼者沿路唱的歌。在《唐六典》中，唐人已經將挽歌明確定位為「喪葬工具」，是葬禮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很多人在讀《李娃傳》時，看到主人公當眾唱挽歌的情節，認為這是一件丟人和卑賤的事情，尤其是他父親那句「志行若此，何複相見」似乎佐證了這點。然而，我並不認為唱挽歌是丟人的事情，同時我感覺主人公父親那句「志行若此」更多是在譴責兒子好色忘學導致沉淪這件事，而不是唱挽歌這個行為本身。挽歌並不卑賤，相反，挽歌儀式按照禮制是屬於權貴的特權。唐朝半數的皇帝都請過詩人寫挽歌，比如著名詩人劉禹錫有八篇挽歌傳世，為三位皇帝寫過挽歌，這是一種榮譽。這些詩歌的品質都屬上乘，有「白日西馳」、「鼎湖龍去」等屬於帝王的特有意象，不論內在哲思或是外在審美藝術，均有特色。可惜這些珍品因為中華文化避諱死亡話題而成為遺珠。不僅如此，唐朝早期曾試圖用挽歌儀式的規格等級來作為身份識別的象徵。開元年間頒佈《唐六典》進行喪葬改革，規定只有五品以上官員才能在葬禮上延請挽歌者。直到元和七年第二次改革，才把限制放寬到九品以上官員。然而，直到那時都還是明令禁止沒有官位的人使用挽歌。現在再聯繫上一段，大家會發現這套制度其實是比較失敗的，因為制度阻擋不了民間的厚葬之風。不過正是因為挽歌原本是皇室公卿的專屬權益，而政府又默許了民間效仿，所以開放的殯葬業在唐朝才如此興旺。《李娃傳》中西肆的挽歌者唱歌時能「奮髯揚眉，扼腕頓顙而登」，是有底氣的。因為當時的制度決定了他所服務的對象大多都是上層官僚權貴，而民間的厚葬風氣又讓他能在大眾面前拋頭露面。從活動空間看，兩肆較勁的地方也是長安舉行各大文化活動（比如琵琶大會和祈雨）的天門街。挽歌節目自身的含義也早已超出了祭奠儀式，成為了一種都市文化。由此可見，「凶肆」和挽歌者雖然稱不上光鮮亮麗，但也有一定的社會地位和影響力。

　《李娃傳》的主題是什麼？我個人認為可以是「打破刻板印象」。厚葬文化能成為一種時尚，一介書生居然是挽歌高手，李娃作為倡女卻是賢婦，一個父親忍心打死兒子......諸如此類此類的情節都是衝擊固有印象的，都是值得仔細研究的不同方向。一個故事之所以打動人，在於它蘊含了超出故事本身的意義，它可以是社會不同方面的鏡子。而透過《李娃傳》，我看到了唐朝殯葬文化的獨特之處，也對突破對殯葬的刻板印象做出了探索。◇